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光影也可致环境污染需赔偿

杨先生认为西方宪政的低劣之处在于其欺骗性，即在实践中没有兑现其宪法文本的承兑。

由于宪法解释的目标是多元的，因此它本身形成了一个混合的结构，不同的目标可以交给不同的机构来实现，这里机构之间也形成了一个混合的结构：启动机构与议决机构之间形成了一个宪法对话的过程，这根源于当代多数已不能再维持绝对理想的权力分立模式，而是呈现出不同机构参与同一权力过程，互相影响的混合宪制（mixed constitution）[21]。这种思路混淆了拥有某种权力的机关与权力。

这样一种复合的宪制在现代宪法解释理论里，实际上是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事实：宪法解释要满足不同公共权力的各自需要，是多重权力运行逻辑和目标互相叠合的产物。考虑到《宪法》明确宪法解释职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这个解释机构应该率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第一种方案是最符合现行宪法规定的，同时通过成员的专职化、独立性确保其权威。因此，这样两个基本规定是我们细化、完善中国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根本出发点，我们的完善也就是对这样两个制度的具体化，在此基础上按照混合宪制的法理完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细节。但对于监督宪法实施的目标之解释，交给专门委员会则有违中立。然而，中国的体制则不同，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解释的程序，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工作程序是提案制，也就是说宪法解释也必须通过提案的方式来启动，而根据同法第11条之规定，委员长会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尤其是由承担了立法职能的专门委员会来进行宪法解释议案的审查和提出意见，是否有违中立性的品质更需要在法理上进一步检讨。从比较宪法学上看，例如，一直奉行议会至上原则的英国，自2005年通过司法改革方案后，在《人权法案》的要求下，法院可以对与《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的法律进行宣告，给议会主导的立法和解释形成压力。有委员认为，平政院的组织法应该由参议院立法。

[?] 《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速记录》（第一册），第2-3页。[36] 平政院在审判中也是如此处理的。但行政诉讼是因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而提起，原不能让归司法官署先行审判。根据2012年奥地利宪法修正案，自2014年1月1日起，九个州各设立一个州行政法院，联邦设立一个联邦行政法院（Bundesverwaltungsgericht）和一个联邦财政法院（Bundesfinanzgericht）。

即对于人民原则上亦应受理。参见《约法会议记录》，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311-312页。

[23]章士钊的上述主张在天坛宪草中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21]他还认为，虽然英美主义并非不可采用，但民国各事既已采用日、德、奥制度，唯独在行政诉讼上采用英美的做法，深恐枘凿不容，弊多利少。[⑩]该法共29条，规定平政院直隶于大总统，审理行政官吏的违法不正行为，为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组织法上的依据。自共和成立三年以来，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指不胜屈，故本法采概括主义之规定，系为保障人民权利之意。

其好处在于，加入被告官署所在地的司法官，有利于获得事实的真相，也可以免去人民长途跋涉之苦。设行政审判院，适用行政法审理行政案件，这是英美法家之所不解，英为宪政母国，美与其他操英语国承其流风，皆不赖行政法而治臻上理。该草案共21条，虽然系行政裁判院的组织法，但也有不少行政诉讼的程序规定。第二是临时合议庭的组织。

此系根据约法第四十三条以肃政厅为纠弹机关之故。人民对于行政官厅之违法处分损害权利提起诉讼，盖对于违反行政法规而言，非普通民商法也。

这与普通诉讼法完全相反，何以人民不能撤销诉讼，肃政史可以撤销诉讼呢？特派员张名振指出：[54] 此条本系采用普国制度规定，理由亦以行政诉讼与普通诉讼不同。这与日本《行政裁判法》第39条是相同的。

大概行政诉讼法除英美之外欧洲大陆诸国均有此种制度。与此相似，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8条规定，诉讼当事人已提起之诉讼，非经平政院许可后，不得请求撤销。参见张莉：《当代法国公法——制度、学说与判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312页。[?] 审查会的13人分别为：孙毓筠、联芳、李盛铎、蒋尊簋、王世澄、黎渊、陈国祥、朱文劭、杨度、赵惟熙、王揖唐、程树德、王印川。平政院不存在法国行政法院的咨询职能。在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上，既有大陆法系的一般做法，也博采众长，不拘一格。

该法第4条规定：行政诉讼经平政院裁定后，不得请求再审。其理由在于，损害赔偿属于私法性质。

平政院一词首次出现在1912年1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第14条，即人民得诉讼于法司，求其审判。一旦有大总统批令，裁决在行政系统的执行就会变得较为简单。

日本《行政裁判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不出庭，行政裁判所不中止审判，可以迳行判决。同年11月6日，由载泽等负责编纂、总核大臣奕劻等核定的《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上奏清廷。

1．受案范围的概括主义 普鲁士和日本等国均采用列举主义。[22] 2．英美法系的一元制主张 这一派以英国的法治观为基础，主张由普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其代表者有章士钊（爱丁堡大学）、王宠惠（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有学者认为，《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系修订法律馆根据《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拟呈修正宪政逐年筹备事宜折》而草拟。在性质和功能上，依《平政院编制令》第1条规定：平政院直隶于大总统，察理行政官吏的违法不正行为，但以法令属特别机关管辖者，不在此限。

第19条规定，对行政裁判所的裁判不得请求再审。[52]这种权宜之策是奥地利、日本所没有的。

之后，参议院指定孙毓筠等13人组成审查会，[13]对三个法案进行并案审查。对于官民纠纷，必须建立专门制度去解决，必须由具有独立性的专门机构去裁断。

[③] 参见《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4页。肃政史为国家机关，其提起诉讼，如一经审查，并非违法，或其自己发见有并非违法之证据，则可准其撤销。

这里先结合这一历史脉络，整体上勾勒1914年《行政诉讼法》制度选择的外国法背景。这是首次以国家立法确定了平政院。全国只有一所平政院，而法国当时除了最高行政法院外，还有各省行政法院。攻击者或又以为平政院审判官由行政部进退，恐受行政部之迫压为虑，则以保障法官者保障之，必能自由裁判，无所顾忌。

但按照孙中山先生自己的说法，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向各省或者内阁提起诉愿的，不得提起行政诉讼。

该草案在审级、诉讼范围、起诉方式、审查议决方式等诸多制度上均与日本行政裁判法有相似之处。袁记约法及《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过程中，对此均无讨论。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页。中国所以取法日本者，亦因与欧洲各国国情不同。